刚过去的一年，对于喜爱和关心金石碑拓的朋友们可能颇为难忘。疫情尚未消退的不利局势下，去年后半年，全国各地包括台北，先后举办了多个金石碑帖主题的高水平展览，其中尤以上海图书馆的“大唐气象——唐代碑刻善本展”为代表，观众如潮，反响热烈，让“黑老虎”们一时从角落走到了前台，大有由冷转热之势。
而就在虎年来临之际，又有两个与碑帖拓本有关的消息几乎同时在朋友圈引起轩然大波，一是新成立的国家版本馆拟大规模征调地方馆藏善本包括碑帖古籍，二是国家文物局发布严格限制碑刻石刻文物拓片销售的通知，前者涉及馆藏高等级碑拓，已有相关专家表态声明；而禁拓禁售令针对的是馆藏碑刻，等于堵住了新拓的产生和流通。对此喜欢收藏拓片的朋友们是截然相反的两种反应，一是担心刚刚抬头的金石碑帖收藏热是不是要就此遭遇寒潮，而另一种则是感觉目前尚可流通的那些拓片价格有可能因从此“物以稀为贵”而再上台阶。
我也算是个普普通通的金石碑帖爱好者，在此不揣鄙陋，说点所想。
首先，我完全支持国家加强对存世一切文物包括金石碑刻在内的保护举措。
古人有言“寿之金石而不朽”“寿如金石佳且好”，铭刻的存在就是因为它相对文字的其它物质载体更坚固持久，虽留存到今天的石刻仍然数量很多，但与曾经存在过的相比，已不可同日而语。其间遭遇多少天灾人祸，有的成了炮灰，有的铺了路桥，有的被当成“四旧”破坏丢弃，有的为冶炼石灰粉身碎骨，能幸存下来的背后几乎都有一段坎坷经历，这些遗产是属于全人类的财富，无论如何绝不能毁在我们这代手里，谁也担不起历史罪人的骂名。
其次，具体到石刻这个品类，与其一纸禁令，更希望看到的是合理有效的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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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为重要文化遗存，古代碑刻蕴含价值非常丰富，涉及历史、文学、政治、天文地理、艺术、宗教、经济等多个学科。像近年广受关注的《燕然山铭》等，越来越多学术上的重要发现得益于石刻材料的发掘。而碑刻、石刻本身厚重不易移动，能保留文字图像的拓片就应运而生，因其轻薄易得而广为流通，直接促成了金石学在宋代的诞生，到清代乾嘉后的兴盛。很难想象没有拓片，欧阳修和赵明诚怎么编写《集古录》、《金石录》，而王昶、翁方纲、黄易以及后来的罗振玉、王国维等硕学鸿儒，都曾得益于此。另一方面，金石碑帖成为收藏热门，离不开历代文人书家、收藏家的参与，吴湖帆的《四欧宝笈》就是例证，好的拓本需要伯乐，只有在喜好者手中才会成为经典。不论是作为研究石刻的资料，还是用来观赏学习的艺术收藏品，碑拓从古至今一直备受重视，作为商品的历史极为悠久。在并不遥远的国家被封锁的时代，像西安碑林的名碑拓片还一度成为换取外汇的来源，为社会主义建设出过力。很多地方也将碑刻拓片作为特色纪念品出售，来满足游客收藏的需求。故禁拓禁售，长远看是切断了民间金石研究和收藏的未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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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要厘清的是，制作拓片与毁坏文物是两码事。我国传拓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南北朝，是一门专精的传统工艺，也是推动金石文化发展的重要助力。在我粗浅认知里，因反复棰拓而遭到彻底毁坏的碑刻，数量远及不上上述飞来横祸毁坏的零头。而且，碑刻的品类等级不一，以往只有名家名碑因需求多，才会被过度棰拓。诚然旧时代有为私利故意凿损石刻的情况，但也只限于极个别社会需求量很大的品种，如《定武兰亭》《王居士砖塔铭》《龙门二十品》等。绝大部分石刻不具有如此地位，本来问津就少，更无逐利毁坏的必要。一旦严控，导致碑拓价格飙升，反而可能会适得其反，成为诱使不法之徒铤而走险盗拓偷拓的动机。此外，一些石刻包括摩崖，因不科学的保护而遭受永久破坏的个案也时有耳闻。因此以保护为名，禁止一切馆藏石刻的传拓和拓片的流通，是否是明智必要之举，我持保留态度。
在此提出我心目中更为理想的方案，就是按照石刻情况进行分级管理，对于石质不佳不宜再拓或有特别重要价值的严控保护，对于其他的则可适当放开，允许专业传拓人员定期定量制作拓片，公开合理地定价买卖，以满足来自研究、收藏等领域的需求，同时也是对碑拓流通市场的良性指引，从而实现石刻文物价值的公益化和最大化。当然，这也是对文博机构管理能力的更高考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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田振宇（中国美术学院金石文献与古物研究方向博士研究生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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